精彩发挥：

 本案中所用的应对策略为兵法“上屋抽梯”之计。

“上屋抽梯”属于兵法三十六计的第二十八计，属于第五套“并战计”。

“上屋抽梯”之计，原意是指以小小的利益引诱对手，然后，待对手上当时，再截断对手的援兵，以便将对手围歼。

这种诱敌之计，自有其高明之处。毕竟，对手一般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所以，我方应该先给以便安放好“梯子”，也就是故意给对手方便。等对手“上楼”，即对手进入我方已布好的“口袋”之后就拆掉“梯子”，围歼对手。

在“上屋抽梯”这个计策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安放“梯子”，是有很大学问的：对性贪之敌，则以利诱之；对情骄之敌，则以示我方之弱迷惑之；对莽撞无谋之敌，则设下埋伏以使其中计……总之，要根据对手的情况，巧妙地安放“梯子”，引导对方“上屋”并找准机会适时“抽梯”。

“毛某瑞参与走私红油案”在法庭质证阶段，作为被告毛某瑞的辩护律师，作者特别将本案中尹某鹏等十多个外来工的证人、证言挑出来，与控方公诉人反复核对，诱使控方公诉人在法庭上公开地再三强调上述证人证言的完全真实、合法有效，将庭审各方的关注点高度集中在尹某鹏等十多个外来工身上。这相当于我方借用检方取得的尹某某等十多名外来工的证人证言的“梯子”“经法庭上质证确认其身份效力的合法，把控方送上了“屋顶”。

待到了法庭辩论阶段，我方在辩论中将控方的其他证据全部淡化处理，只抓住控方证人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工的身份及其在本案中的作用，责问控方公诉人：

为何，我方被告人毛某瑞与证人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工同为走私红油工厂的工人，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而且，从案情来看，证人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工在这起“走私红油案”中所作的工作或事务更多，涉案金额更大，案情也应该更严重，理应同案被究。既然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工被放纵不予以追究，控方公诉人却为何独独对我方当事人毛某瑞——一个只负责跟运输车维修的工人另眼相待，反而小题大做地将其作为涉案主犯之一，追究其刑事责任并意欲重判呢？这不是典型的法制不公吗？

这一辩论理由，直击控方要害，此情景此境地，检控机关无法及时有效抽身“下屋”了，公诉人在法庭上无言以对，更无法解释其起诉书所存在的如此巨大“错漏”。当然，由于根本没料到我方会从证人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工的身份作用上入手为毛某瑞展开义正言辞的辩护。所以，检控人员措手不及，根本无法回应我方辩护意见，只得面红耳赤、尴尬支吾、无言以对。

不言而喻，我方当事人毛某瑞解脱重罪应该指日可待了……

在本案中，我方实施“上屋抽梯”计策的奥妙，就是见机行事。当我方发现公诉方有重大错漏，而公、检、法三家在此案开庭前均未予以纠错，应该是还没意识到这一错漏的存在和严重性，导致一错再错，直至在庭审中被我方先架上“梯子”层层推高“送其”“上屋”，将公诉机关所获取的有“严重瑕疵”的证据——尹某鹏等十余外来工的证人证言反复质证印证，强有力地坐实了他们的证据合法性和巨大效力，之后再抽掉梯子，猛力反诘，穷追猛打，逼其就范：既然控方认为清洗了7800多吨红油的外来工尹某鹏们都无罪，那么，只跟车维修运输了400多吨红油的外来农民工毛某瑞何罪之有呢？“上屋抽梯”，立竿见影！

本案从表面上看走私红油涉案税款金额高达一亿四仟六佰多万元，属于金额特别巨大，案情特别重大的案件，依法量刑必将判处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属于市中级人民法院直接审理判决的重大刑事案件。

但与本案相关的犯罪嫌疑人最终之所以能被特别轻判刑罚，完全是因为我方紧紧抓住了被告人毛某瑞的外来工身份作用与案外十余名证人尹某鹏等的身份作用，形成强烈对比反差，突显出本案执法司法严重错漏不公。最终不仅作者辩护的被告毛某瑞被迫只被特别轻判了2年零6个月的有期徒刑，就连被公安、检察机关所认定的首犯、第一被告谢某也都被顺带相应特别轻判为4年有期徒刑！

当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法机关凭空的“法外开恩”，更不是无心的错判！它完全是因为作者在为毛某瑞辩护过程中的精彩发挥和庭审辩论中利用控方证据，巧施“上屋抽梯”之计的奇效。

在法庭上，作者深抓狠究“走私红油案”涉案加工厂所有参与人员（无论是到案人员还是案外人员）在该案中的功能、作用，将其进行清楚的对应和比较，以司法机关对涉案的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农民工的无罪判断，反衬其对我方当事人——农民工毛某瑞的有罪追究，从而形成了司法机关对毛某瑞的审判有强烈的枉法不公之印象，让审判现场的所有人都对涉案到案人员被诉诸法律并将面临严重的牢狱之灾产生罪不当罚的同情感，迫使公诉人无地自容，十分尴尬，同时，唤起了审案法官的恻隐之心。

很明显，被公安、检察机关认定为该案主犯之一的毛某瑞，与本案的所谓案外证人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农民工，同是对黑市红油加工厂经营生产内幕情况并不了然的工人，他们只是分工不同而已。而且，从涉案数量、金额上看，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农民工还远远超过了所谓的主犯、被告毛某瑞，他们都可以逍遥无忧在案外不被追究，而被告人毛某瑞却将面临十五年以上的刑罚，太不公平了，两者所形成强烈反差，突出地彰显了公安、检察机关执法司法不公的处理结果。

在发表辩护意见时，作者着重地强调（此处是充满激情并赋有丰富感染力地表达）：在这起特大“走私红油案”中，毛某瑞和其他十多位外来农民工，其实都是被涉嫌违法犯罪的工厂主聘来的打工者，只不过，一个是跟运输车出行的维修工，另一些是架柴烧火清洗脱色的司炉工。正如同黄梅戏“天仙配”所唱的“你挑水，我种田；你洗衣，我做饭”。两者只是分工不同罢了，工作性质和身份都是类似的。而且尹某鹏等案外证人所涉金额数量都远大过今天到案的被告毛某瑞，凭什么为涉嫌非法经营、走私犯罪的企业主“贡献”大的工人不受法律追究；反而为涉嫌非法经营、走私犯罪的企业主“贡献”小的工人，却要被刑拘不放并将面临最严厉的刑罚处罚呢？法治公平何在！

接着，在法庭辩论中，作者借势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既欲擒故纵又两难选择的强烈请求：要么，请以犯罪嫌疑人之名依法追捕尹某鹏等十多位漏捕的外来农民工；要么，请一视同仁地依法释放被冤捕错抓的所谓犯罪嫌疑人——毛某瑞！如果司法机关坚持认为此前对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工的无罪处置是正确的，那就请公平公正地依法判处被告人毛某瑞无罪吧！

面对如此尖锐的辩护策略和意见，司法机关深感为难，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安、检察机关几乎不可能推翻之前的结论，重新认定尹某鹏等十多位外来工为犯罪嫌疑人，更不可能自认先前的法律侦查和审查起诉工作都存在着层层过错。因此，最后，同为司法机关的南岸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庭后充分研究协商后，对我的当事人毛某瑞作出特别轻判的决定。

但在南岸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判决书上，并没有特别写明任何充足的法定减刑依据，只是含糊其辞地表述为考虑被告毛某瑞犯罪事实情节、事后认罪态度等，采纳辩护人意见减轻判处！

我想，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清楚，如果不是作者在法庭庭辩过程中的精彩发挥，打动、感染并逼迫着司法机关只能对我方当事人毛某瑞做出特别减轻处罚，是不可能有本案的意外轻判结果的；显然，作者的辩护意见深深的提醒并刺激了他们，使他们有所顾忌，如果坚持错误地重判毛某瑞等所谓“特大走私红油案”主犯，一旦被告们不服一审判决坚持上诉，便可能揭露这一错案，还将造成法院，检察机关及公安部门都要面临从头再来，劳心劳力地补充侦查追捕漏网众犯之尴尬、难堪局面。司法机关应该是在权衡利弊、内部协调之后，作出本案看似意外却又情理之中的合法轻判的胜诉结果。

    这一判决对曾经的犯罪嫌疑人、主犯之一的毛某瑞而言，实属不幸中的万幸。

结案启示：

说实话，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对涉案当事人的错误判断或错误处置司空见惯，大多数律师按常规的诉讼思维与诉讼技法，遇到这种情形一般不敢也不愿质疑、深究或者不敢也不善于追究，即使有所质疑、异议，也大都是轻描淡写，近乎无病呻吟，或者无关痛痒，或者缺乏力度，当然更是缺乏强烈的正反对比效果，根本不足以引起法庭及法官的高度警觉与高度重视。

大多时候，公诉机关对涉案当事人的错误判断或错误处置往往被辩才庸常、思维保守的律师在庭审中一带而过，而后就被淹没在其不痛不痒缺乏决胜点的常规辩论说辞之中了，以致错漏常发，冤错常见。

而在本案中，我却一反常态地巧妙运用艺术性诉讼技法，将公安、检察等控方的错误这一可能被千千万万律师所忽视的证据无限地放大，大张旗鼓地予以强调，而后依法据实强烈质疑，阐述案情生动有力，辩论意见至情至理合法，最终使得司法审判者大受感染，认同了作者的辩护观点，于是为被告解除了冤屈。

在刑事案件的辩护中，要实现本案的神奇效果，绝非一朝一夕的辩护功夫和实战经验就可以达到的，作为刑事案件的辩护律师既要有一定的天赋和悟性。要苦练逆向思维和细节推演的本领，用心办案，更要具有敢于、善于挑战公权错误的勇气；要练就高度敏锐的观察力和应变能力，善于及时发现并把握临场机会，更要善于恰当运用兵法技艺与公诉机关进行法律博弈，维护法治正义，为社会担道义，为民众求公平。

此外，还要有一颗悲悯心，敢于为底层平民甚至外来工求取公道和正义，甚至不惜挑战公检法等权力机关，从而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他们不遭受不公待遇……保有一个法律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情怀和原则。[完]

文中名称均为化名